大业七年（611年），隋炀帝杨广颁布诏令，征调天下兵马集结北上，决意远征高句丽。这道看似彰显帝国威仪的军令，却成为盛极一时的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，自此，大隋王朝的国运急转直下，一步步走向覆灭的深渊。为了这场志在必得的战争，杨广启动了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动员，举国之力皆被卷入这场无尽的战事之中。
大业八年（612年），隋军正式挥师东征，这场远征的规模堪称古代战争史上的巅峰之作。朝廷调集的正规兵力多达一百一十三万人，负责粮草转运、军械打造、营寨修筑的民夫更是超过二百万人，总计超三百万人力被投入战场，旌旗绵延千里，鼓角之声响彻天地，杨广自诩此次出征“近古出师之盛，未之有也”。他将大军分为二十四路，步步推进，试图以绝对兵力碾压高句丽，可这支看似所向披靡的百万雄师，却在辽东城（今辽宁辽阳）下遭遇了毁灭性的惨败。
隋军的溃败并非偶然，而是多重弊端叠加的必然结果。杨广独断专行，指挥严重失当，他全然不顾前线瞬息万变的战局，拒绝麾下将领提出的灵活作战策略，严令各路军队“凡军事进止，皆须奏闻待命”，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要等待他的旨意，致使隋军屡屡错失战机，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。同时，百万大军的后勤补给成为无法破解的难题，海量粮草需从全国各地长途转运，民夫们奔波在崎岖道路上，风餐露宿、疲于奔命，沿途饿殍遍地、死者相枕，后勤体系早已不堪重负。此外，高句丽军队依托坚固的辽东城墙坚守不出，隋军轮番猛攻却始终无法破城，再加上辽东地区气候苦寒，入秋之后气温骤降，隋军士兵衣着单薄，冻饿交加，战斗力急剧衰减。多重困境之下，隋军被迫仓皇撤退，一路之上伤亡惨重，死者过半，无数军械粮草遗失殆尽，第一次征辽之战以彻头彻尾的失败收场。这场惨败不仅耗尽了隋朝积攒多年的国力，更让天下百姓对隋廷的统治彻底失去信心。
即便首征惨败，杨广依旧执迷不悟，大业九年（613年），他不顾朝野反对、民生凋敝，再次发兵围攻辽东城，妄图一雪前耻。可就在隋军与高句丽激战正酣之际，隋朝统治腹地爆发了撼动国本的叛乱——杨玄感起兵反隋。杨玄感乃隋朝开国元勋杨素之子，时任黎阳仓督运官，他亲眼目睹百姓被无休止的徭役兵役逼入绝境，天下早已暗流涌动、人心思乱，断定隋王朝的统治已然摇摇欲坠，遂决意举兵推翻杨广。他以“为天下解倒悬之急，救黎元之命”为旗号，振臂一呼，数万百姓纷纷响应，叛军迅速壮大，直逼东都洛阳。
后方叛乱骤起，杨广无心再战，只得匆忙从辽东撤军，回师镇压杨玄感叛乱，第二次征辽之战再度无功而返。杨玄感虽勇猛善战，却在战略上犯下致命错误，谋士李密曾为其献上三策，上策攻取涿郡，扼守山海关，阻断隋军归路；中策西进长安，占据关中腹地，根基稳固；下策围攻洛阳，攻坚城耗实力。可杨玄感偏偏选择下策，率军顿兵于洛阳坚城之下，久攻不克，最终被回援的隋军合围击败，杨玄感兵败自杀。
杨玄感叛乱平定后，杨广的报复手段残酷至极，尽显暴君本色。此次清算中，被诛杀者多达三万余人，其中三分之二皆是无辜冤死；受株连被籍没家产的有三万余家，牵连之广、手段之狠，亘古罕见；另有六千余人被流放到边远蛮荒之地，九死一生。杨玄感起兵时，曾打开黎阳粮仓赈济百姓，收拢民心，杨广对此恨之入骨，下令将所有接受过赈济米粮的百姓，全部坑杀于洛阳城南。这场惨无人道的暴行，彻底将天下百姓推向隋廷的对立面，原本尚存一丝观望之心的民众，尽数投身反隋浪潮之中。
大业十年（614年），杨广仍不死心，发动第三次征高句丽之战。此时的大隋天下，早已面目全非。隋末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，起义军“所在蜂起”，攻城略地；隋王朝统治根基摇摇欲坠，朝廷号令难以通行地方；军队士气低落至极，士兵逃亡现象日益严重；全国后勤体系彻底崩溃，粮草军械无法补给，军队早已失去作战能力。而历经三年战事的高句丽，也早已疲惫不堪，无力再战，只得遣使请降。杨广借坡下驴，以议和收兵，勉强保住了帝王颜面，结束了这场耗时四年的荒唐战争。可当他班师回朝时才惊觉，整个天下已然陷入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，隋王朝的气数，已然走到尽头。
杨广在位期间，从未安心居于深宫，常年四处巡游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，其巡游频次与规模，在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。他三下扬州，乘坐奢华龙舟南巡，仪仗盛大、耗费无度；两巡塞北，耀武扬威，震慑突厥部族；一游河右（河西走廊），经略西域，开拓疆土；三至涿郡（今北京），坐镇指挥征辽战事；还频繁往返于长安、洛阳两京之间，处理政务。每一次巡游，他都下令沿途大肆修建离宫别馆，所过州县必须倾尽财力供奉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杨广的巡游，并非单纯的享乐，而是他试图通过亲临各地，强化对帝国的直接掌控，可这种极端的统治方式，最终只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，进一步掏空了国家财力，激化了社会矛盾。
杨广在位期间，无休止的徭役兵役，更是将百姓推入人间炼狱，各项大型工程与军事行动征调的民力数据，触目惊心。仁寿四年（604年）十一月，为防御突厥，朝廷征发山西、河南几十万农民开掘长堑；大业元年（605年）起，营建东都洛阳，每月役使丁男多达两百万人，工程历时十个月，民夫死伤无数；大业元年至六年（605-610年），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，先后征调河南、淮北、淮南、河北、江南诸郡三百多万百姓，无数人累死在工地上；大业三年、四年（607、608年），两次从榆林以东修筑长城，调发丁男一百二十万，役死者超过半数。
十余年间，隋朝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，造就了“天下死于役”的人间惨象。当时全国总人口约四千六百万，成年男子不过一千万人，几乎全部被投入无休止的劳役与兵役之中。到后期，成年男子数量不足以满足征调需求，官府便强征妇女服役，全国劳动力彻底枯竭，大片土地荒芜无人耕种，农业生产体系全面崩溃。无休止的徭役兵役，夺走了无数百姓的生命，百姓无粮可食、无家可归，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。隋炀帝的奢侈无度、残暴统治，给天下苍生带来了无尽灾难，也彻底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。
大业七年（611年），就在杨广下诏征辽的同一年，隋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正式拉开。邹平人王薄率先在长白山（今山东章丘东北）聚众起义，他创作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，以慷慨激昂的词句，号召百姓拒绝征辽、奋起反抗：“长白山前知世郎，纯著红罗锦背裆。长矟侵天半，轮刀耀日光。上山吃獐鹿，下山吃牛羊。忽闻官军至，提刀向前荡。譬如辽东死，斩头何所伤！”这首歌迅速传遍山东各地，点燃了百姓心中的反抗怒火，隋末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。随后，各地豪杰纷纷响应，平原刘霸道聚众数万，据河阻险；渤海孙祖安率军转战各地，声势浩大；清河张金称屡败官军，震动河北；窦建德在高鸡泊起兵，深得民心，最终建立割据政权。农民起义军的力量，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壮大。
大业九年（613年），全国形势急剧恶化。农民起义不再局限于山东、河北，已然蔓延至全国，平原、灵武、济北、济阴、北海等地接连爆发起义，烽火遍地；杨玄感的起兵，虽最终失败，却标志着隋朝统治集团内部彻底分裂，贵族阶层开始背弃隋廷。面对汹涌的起义浪潮，隋廷采取了极端残酷的镇压手段，先后击败卢明月、张金称、高士达、刘元进等起义军，大肆坑杀起义士兵，妄图以血腥恐怖震慑天下。可越是残酷的屠杀，越激起百姓的反抗之心，更多走投无路的民众加入起义军，翟让领导的瓦岗寨义军、窦建德河北义军、杜伏威江淮义军、林仕弘江南义军，不断发展壮大，屡次击败隋朝大军，成为推翻隋王朝的核心力量。杨广的恐怖统治彻底失效，天下“所在蜂起”，官军疲于奔命、无力镇压，隋王朝的灭亡已成定局。
面对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，杨广仍做着最后的挣扎。他下令各地郡县、驿亭、村坞修筑城堡，强迫百姓迁入城堡居住，只允许在城堡附近小块土地耕种，妄图以物理隔离的方式，切断起义军与百姓的联系，遏制起义发展。这一所谓“保境安民”的政策，实则是将百姓困于牢笼之中，民众失去了自由耕作的权利，生计愈发艰难，反而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崩溃。
更可悲的是，杨广始终不愿正视王朝覆灭的现实，身边的佞臣揣摩其心意，刻意隐瞒起义军壮大的实情，谎称造*反的百姓“渐少”。杨广信以为真，索性躲在扬州，沉迷于声色享乐之中，对天下危局视而不见。直到大业十四年（618年），禁军发动兵变，杨广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直面这个被他一手推向毁灭的帝国。
隋炀帝的统治，是中国古代史上专制皇权与极端个人主义结合的典型悲剧。三征高句丽的战略冒进、巡游无度的财力耗尽、滥用民力的残暴统治、恐怖镇压的适得其反，共同构成了隋朝速亡的完整因果链条。从大业七年（611年）王薄长白山首义，到大业十四年（618年）杨广被杀，短短七年时间，一个统一强大、国力鼎盛的大一统王朝，便土崩瓦解、不复存在。这段历史深刻印证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：统治者若无视民生疾苦、肆意滥用民力、闭目塞听拒绝纳谏，无论其王朝表面多么强大，终究会在人民的反抗中走向灭亡，成为历史长河中发人深省的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