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589年，隋文帝杨坚挥师南下、攻灭陈朝，终结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，让华夏大地重归一统。天下安定之后，杨坚以雄才大略励精图治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律法等诸多领域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一手缔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皇之治，为隋朝的强盛奠定了坚实根基，也对后世王朝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在民族与制度革新层面，杨坚果断摒弃了前朝旧制，做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抉择。他彻底终止了西魏宇文泰时期推行的鲜卑化政策，将此前被迫改为鲜卑姓氏的汉人大臣、府兵将领，以及将领麾下所辖的全部府兵，悉数恢复汉姓，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民族隔阂，更强化了汉族主体地位，稳固了统治根基。与此同时，杨坚对官僚体系进行颠覆性改革，废除了魏晋以来延续已久、弊端丛生的九品中正制，创立五省六曹制，后逐步完善为五省六部制，构建起分工明确、运转高效的中央行政体系，这一制度框架被后世王朝沿用千年，成为中国古代官制的核心范式。
隋初的天下，历经数百年战火洗礼，民生凋敝、百业荒废，百姓困苦不堪。杨坚深知民为邦本的道理，果断采纳司马苏威的建议，废除盐、酒官方专卖制度，取消入市交易税，此后又多次颁布减税诏令，最大限度减轻百姓负担。轻徭薄赋的政策，极大激发了民间生产积极性，推动农业生产快速复苏，让国家经济逐步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。
隋朝国库的充盈，并非依靠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，核心在于杨坚在全国范围内坚定不移推行均田制。均田制让无地、少地的农民获得了耕种土地，既保证了国家赋税的稳定来源，又持续推动经济稳步发展，同时也逐步瓦解了南朝遗留的士族势力，让门阀割据的隐患彻底消散。均田制的顺利落地与全面推行，成为隋朝前中期经济繁荣、国库充裕的核心驱动力，为开皇之治的辉煌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。
鉴于隋朝以关中为政治核心，而关中地区粮食产量有限，长期依赖关东地区漕运接济，杨坚未雨绸缪，着手完善粮食储备与漕运体系。他下令在洛州等地设立常平仓等官方粮仓，专门贮存从关东漕运而来的粮食，以备不时之需；同时主持开凿广通渠，疏通水路交通，极大便利了关中地区的漕运运转，解决了京城的粮食供给难题。在官方粮仓之外，杨坚还下令在民间设立义仓，号召百姓自愿捐纳粮食储存其中，用于灾年赈济、抵御饥荒，构建起官民协同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。自开皇九年统一天下后，杨坚始终将富国裕民作为首要治国目标，以轻徭薄赋破解民生困境，在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，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、安居乐业。
自魏晋南北朝以来，全国户籍混乱、人口隐瞒成风，直接导致国家税收不稳、国力受损。为根除这一积弊，杨坚于开皇五年（585年）下令推行大索貌阅，由官府核查人口形貌、核对户籍，杜绝瞒报漏报；同时采纳尚书左仆射高颎的建议，推行输籍法，开展全国性的户口普查登记。此次改革成效显著，一举查获隐匿户籍的百姓165万余口，其中可服徭役的丁壮44.3万人，不仅大幅增加了国家税收、改善了经济状况，更彻底扫清了数百年以来隐瞒户籍的顽疾，让国家对人口与民生的管控步入正轨。
在政治稳定方面，杨坚能够顺利推行国策、开创治世，离不开关陇集团的鼎力支持，同时也得益于郑译、刘昉、高颎等一批汉族能臣的尽心辅佐。这些名臣良将为隋朝的制度革新、经济发展与朝政稳定出谋划策，成为杨坚治国的左膀右臂。
针对前朝酷刑繁多、民不聊生的乱象，杨坚命苏威等人牵头编纂《开皇律》，全面修订刑律、确立国家刑法体系，让百姓有法可依、社会秩序井然。《开皇律》大幅减省刑罚，废除诸多残酷肉刑，死刑仅保留绞、斩两种，彰显了隋朝以宽仁治国的理念，让法制建设步入文明正轨。
杨坚卓越的治国才能，从隋朝前中期的人口增长数据中便可直观体现：开皇元年（581年），全国户籍仅有462万户；至隋炀帝大业五年（609年），全国户数飙升至8907536户，总人口达46019956人。其中开皇九年（589年）平陈之后，新增户籍50万户，全国总户数突破700万，年均增长户数高达226708户，人口的爆发式增长，正是开皇之治下民生安定、经济繁荣的最好佐证。
然而，治世辉煌之下，杨坚晚年的执政举措与人生结局，却埋下了隋朝由盛转衰的伏笔。开皇十三年（593年），杨坚下诏在岐州以北修建仁寿宫，命权臣杨素监工。为赶工期、求壮丽，杨素督役严苛，平山填谷大兴土木，导致服役的丁夫死伤数以万计，耗费了大量民力财力。开皇十五年（595年），仁寿宫竣工落成，杨坚见宫殿极尽奢华，当即震怒斥责：“杨素耗尽民力修建离宫，是让我与天下百姓结怨！”杨素听闻后惶恐不安，所幸独孤皇后对仁寿宫极为满意，在皇后的影响下，杨坚态度骤变，次日不仅赦免杨素，还赏赐其钱财百万、锦绢三千段，尽显帝王行事的反复与偏私。
步入晚年的杨坚，性格愈发猜忌苛察，易听信谗言、滥杀无辜，虞庆则、史万岁等开国功臣、故旧心腹，先后惨遭诛杀，朝堂人心惶惶。与此同时，他早年确立的宽仁法制也逐渐遭到破坏，治国用法不再遵循律法条文，反而颁布“盗一钱以上皆弃市”“三人共盗一瓜，事发即死”等极端苛刻的刑法，让百姓陷入惶恐之中。杨坚还痴迷于殿廷杖刑，常常在朝堂之上当众杖责大臣，一日之内行刑数次，残暴严苛的作风与早年的仁政形成鲜明对比。
除了朝政失序，杨坚晚年还深陷诸子争储的困境之中，最终酿成储位更迭的大祸。太子杨勇生性宽厚宽厚，率性而为、不事矫饰，曾因装饰蜀地制作的精美铠甲，被崇尚节俭的杨坚严厉斥责，渐失父爱。独孤皇后又因杨勇不喜太子妃元氏，导致元氏突发心疾而亡，心生猜忌，便派人暗中窥探杨勇的过失。与之相反，晋王杨广深谙伪装之道，对内曲意逢迎母后，对外结交朝中大臣，重点拉拢权臣杨素，处心积虑策划夺取太子之位。
在诸子纷争中，杨坚先是软禁生活奢靡、放纵无度的三子秦王杨俊；开皇二十年（600年），又在独孤皇后与杨广、杨素的蛊惑下，将长子杨勇废为庶人，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；仁寿二年（602年），再将图谋不轨的四子蜀王杨秀贬为庶人，彻底扫清了杨广登基的障碍。
仁寿二年（602年），相伴杨坚一生的独孤皇后去世，此后宣华夫人陈氏、容华夫人蔡氏相继得到杨坚的宠爱，晚年的杨坚沉浸后宫，身体状况日渐衰败。仁寿四年（604年），杨坚身染重病，移居仁寿宫休养，尚书左仆射杨素、兵部尚书柳述、黄门侍郎元岩入宫侍疾，杨坚又召杨广入居大宝殿，以备身后之事。杨广深知杨坚时日无多，暗中写信给杨素，商议杨坚驾崩后的防备事宜，不料宫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杨坚寝宫。杨坚阅信后得知杨广觊觎皇位、暗中谋划，勃然大怒。
次日清晨，宣华夫人外出更衣时，遭到杨广非礼逼迫，奋力挣脱后逃回寝宫。杨坚见其神色异常、含泪不语，再三追问之下，宣华夫人哭诉“太子无礼”。杨坚怒不可遏，捶着床榻痛斥：“这个畜生，怎能托付国家大事！独孤氏误了我！”随即召柳述、元岩，命其召见长子杨勇，欲重新复立太子、改写遗诏。柳述、元岩当即出宫起草敕书，此事很快被杨素知晓，杨素火速通报杨广。
杨广当机立断，假传圣旨将柳述、元岩逮捕入狱，调遣东宫士兵把守仁寿宫，封锁所有宫门、禁止人员出入，命宇文述、郭衍全权掌控宫禁；又令右庶子张衡入宫侍奉杨坚，将后宫妃嫔、内侍全部驱赶出寝宫。仁寿四年七月丁未日（公元604年8月13日），隋文帝杨坚在大宝殿驾崩，结束了23年的帝王生涯，终年64岁。杨坚死后，庙号高祖，谥号文皇帝，葬于泰陵（今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五泉镇王上村东北）。
杨坚一生，前半程以雄才大略结束分裂、开创治世，改革制度、轻徭薄赋、完善法制、安定民生，铸就了开皇之治的盛世辉煌；后半程却因猜忌苛察、滥杀功臣、储位决策失误，最终身陷宫闱变局，落得令人唏嘘的结局。他既是结束乱世、开创盛世的一代明君，也是晚年失策、埋下亡国隐患的帝王，其功过是非，成为后世研究隋代历史的重要命题。